特稿精选|中国式代孕

导读

“法律不禁，政府不许”，在中国寻求代孕是一场渡过法外之地的冒险

文 | 记者 盛梦露 实习记者 张从志

40岁出头的李琳是一个瘦小的上海女子，一双6岁儿女的母亲。她从被告席上站起，面向审判长侯卫清，诉说这6年来为孩子所做的琐碎的事情，论证自己对孩子的爱。论证的急切和失去孩子的恐惧使她前倾，用一些音调上扬的语句表达这种情感。“我就是孩子的妈妈。”她说。

在这起纠纷里，“妈妈”成为需要论证的身份。李琳不孕，这一对龙凤胎是她和二婚丈夫罗新代孕生育。孩子有三个母亲——提供卵子的基因上的母亲、怀胎十月生育孩子的母亲，和出生证上的母亲李琳。

2014年，丈夫罗新因病去世。罗新的父母在知道这个秘密后将李琳告上法庭，欲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一审胜诉。2015年11月16日，二审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李琳为挽留孩子做最后的努力。

李琳的前一段婚姻，正是因为她的不育而终结。在与罗新恋爱时，李琳坦诚相告，罗新承诺，一定会“有孩子”。他们选择了代孕。

在201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人民日报》的文章掀起的代孕讨论之后的一个月，在最高人民法院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工作报告时，这起“全国首例代孕引发的监护权纠纷案”被作为保护儿童权益的典型案例而被重提。此时，代孕的可能性已进入更多家庭的视野。

代孕需求有多大？官方没有统计，学界也无可靠调研。1988年，中国大陆诞生了第一名试管婴儿。十年后，国内首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在北京出生。此后，代孕市场悄然萌生。2004年，江苏东台人吕进峰发现了国外的代孕生意。就此，他开启了据其自称为国内第一家的代孕网站AA69。如今，吕进峰自称其生意已遍布全国，上海、广州、武汉、北京、山东等地都设有办公地。这些公司多隐匿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名称之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吕进峰称，AA69十余年间已完成上万单代孕生意。

在暗访中，一位从业者透露，他所在的城市便有大大小小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100多家，上规模的则近10家。据此估算，全国提供代孕服务的企业或“有1000家的样子”，成规模者二三十家。现有的商业代孕最初基本以某某代孕网、个人站长形态存在，经过了十几年的行业发展，现在都以健康咨询服务公司的形式运作，主要分布在广州、武汉、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除了公司，从事单一业务如组织介绍代母的团队，乃至单干的掮客也散见于网络，形成庞杂的代孕产业。

据业内人士介绍，难治型不孕不育者是代孕的主要需求者。如弱精、无子宫、幼稚子宫、特纳氏综合征引起的卵巢早衰。因年龄过高卵子老化导致不孕也属此列。国家卫计委科研所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耿琳琳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到45岁以后，将近90%的妇女没有生育能力，末次妊娠的平均年龄是40岁左右。

据介绍，近两年代孕的需求增幅明显。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国代孕中介从事者告诉财新记者，“现在找我们做代孕的中年夫妇越来越多”。美国拉斯维加斯生殖中心市场部专员周昂称，就她所在的诊所，近三年中国出国代孕的客户“2014年开始翻了两三倍了，很多是生二胎”。而2014年正是中国政府放开“单独二孩”的年份。

另一方面，随环境恶化等影响，不孕不育率多年来持续上升。中国人口协会2012年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目前已超过4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2.5%，而20多年前仅为3%。中国精子库公布的数据称，需辅助生殖助孕的育龄妇女有300万左右。但这之中有多少人完全需要借代孕生子，还不得而知，广东省医学伦理学研究中心副教授陈化说，现在没有权威的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孕不育率是在上升的，尤其一线城市”。

有中国特色的是，周昂接触的中国夫妻“100%会选择孩子的性别，90%选男孩”。偶尔有客户会向周围的人说自己怀孕了，每天怎么装？——“买假肚子、在国内医院开假证明”。

周昂描述，这个群体多数在40岁以上，有一个上高中的孩子，身体不太好，还在工作。

武汉某代孕公司负责人王峰称，武汉一地一年的代孕成交量在两三千例，以此估算，一年内全国的代孕数在2万以上。周昂则估计，一年内在美国代孕产子的家庭在千户以上。

灰色的产业

2017年的冬天，39岁的福建人朱玉江跋涉千里，在武汉的一家私人诊所，从护士手中接过一个沾着羊水，皱巴巴的新生儿。这个湖北籍女人在2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相继经受了失独和不育。时隔近20年，失去子宫的朱玉江再次成为母亲。

朱玉江的第一个孩子13岁因脑胶质瘤去世。中年失独，给朱玉江夫妇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一次意外的流产，又让朱玉江确诊子宫肌瘤，不得不切除子宫。

2012年，朱玉江远赴泰国，前后换了三个代母，花费20多万元，但移植均失败了。回国后朱玉江失魂落魄，有时“会因为看见别的孩子玩耍而莫名其妙地傻笑”。四年后，年龄的增长放大了她内心的缺失。朱玉江以离婚要挟丈夫，再次尝试代孕。受身边一些成功代孕的朋友鼓励，她选择了一家位于武汉的代孕中介，即王峰所在的代孕公司。作为规模较大的代孕公司，类似的中介成为对接医院、代母和客户的枢纽。

危险的手术

取卵手术是试管婴儿培育的第一步。一根A4纸长度的针状吸管，经母亲的阴道穿破内壁直抵卵巢，另一边，医生通过B超监视吸管到达的位置，并找到卵泡，吸出卵子。一般而言，手术只需十几分钟，痛感因人而异。

作为代孕过程中对女性风险较大的手术，选择可靠的医疗机构实施取卵手术成为关键。但在原卫生部颁布的法规中，“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被禁止实施代孕。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临床负责人、沃医妇产名医集团联合创始人李昆明介绍，取卵手术在正规医疗机构做还是比较安全的，是一个微创手术。取完后会在医院观察两个小时，排除内出血的症状，即可回家。而在代孕黑市中，前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龚晓明说，手术一般都是在居民楼里做，“卫生条件、胚胎保存条件，都不能得到保证，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都有很大风险”。李昆明说，如果操作的医生经验不足，打促排针、取卵泡手术的过程会对卵巢过度刺激，甚至引发大出血，卵巢扭转，“有的人地下供卵，最后把自己的卵巢都切掉了”。

代母们

在QQ屏幕的一端，26岁的齐齐上线了，她在应聘代母。齐齐生于山东聊城的一个农村，19岁未婚生女，正在家中带孩子。齐齐告诉QQ另一头的财新记者，她有一个表姐已经成功找到了请她代孕的客户。

寻觅代母是代孕的核心环节。王峰说，“我们只接受生育过的25到35岁之间的代妈”。武汉喜得郎医疗咨询曾在天涯发帖称，代妈一般是偏远山区的农村的妇女，都生育过，代孕一次赚的钱，足够她们在农村盖一个小洋楼，因此得到家里支持，指望以此改善经济状况。在泰国寻求代孕的北京人李洋说，在泰国做代妈的家庭条件也都不太好，他选择的代母就是一个生活在泰国农村的妇女。

代孕中介招聘“代妈”给出的待遇十分诱人。财新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联系了某代孕中介，对方表示：“介绍别人给2万介绍费，给代妈纯现金20万（管吃住），要求32岁以下，身体健康特别是妇科要好，例假正常，有顺产生育经验。”“打针有每针30元的补助，体检合格至移植成功期间有2000元的工资，移植成功后开始分期支付20万，此外，双胞胎、剖腹产各补偿2万，并且针补、补偿、客户给的红包等，都不算在20万里面。”

模糊的亲权

在上海代孕监护权案中，尽管出于孩子的利益考虑法院将其判给了李琳，但她仅是以继母的身份享有孩子的抚养权。两个孩子被认为属于丈夫罗新的“非婚生子女”，他们的生殖母亲，即代母，被法院认可为其法律意义上的母亲。

上海市一中院在二审判决书中评述道：“尽管代孕行为在我国尚不合法，但由于潜在的社会需求，且人工生殖技术已发展至可实现代孕的程度，代孕情况在现实中依然存在。法律可以对违法行为本身进行制裁，但因此出生的孩子并不经由制裁而消失，无论代孕这一社会现象合法与否，都必然涉及到因代孕而出生之子女的法律地位认定，而对其法律地位作出认定，进而解决代孕子女的监护、抚养、财产继承等问题，是保护代孕所生子女合法权益之必须。”

上海的判例被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具有一定进步意义。通过承认李琳的继母身份，判决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代孕案例中法律意义的母亲对孩子的抚养权利，哪怕她并非孩子遗传学上的生母。

身份困境

2011年2月，李琳从中介手中拿到一份荆门某医院开具的出生证明和亲子鉴定书，登记的生父母分别为罗新、李琳。之后，李琳和她的儿女回到上海，顺利办理了户籍。

按现行的户籍登记制度，孩子要想取得户口，《出生医学证明》、计划生育相关证明是必备的文件，而这也在许多代孕中介的服务项目中。据有过代孕经历的人士介绍，一些私立医院只需几万元即可以帮忙开具《出生医学证明》。某代孕机构的内部人士说，“代孕志愿者在怀孕后每次的孕检都是用客户的名字，孩子出生后的出生证明上就是客户的名字。”

除了二胎需求，失独家庭、同性恋群体、HIV携带者男性也纷纷寻求代孕的帮助，孩子的户口问题对他们而言更为困难。尽管国家已放开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等无户口人员的落户条件，但超生、非婚生等情况孩子需落户仍有诸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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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全球第一例现代意义上的代孕在英国出现，此后的几十年内，它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育备选方案。印度也一度成为发达国家夫妻寻求“跨国代孕”的圣地。2013年以前，印度代孕的经济规模约为每年4亿美元，代孕机构有3000多家。但2015年后，印度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印度寻求代孕为非法，更在2018年通过新的法律，宣布所有商业代孕非法，今后只允许志愿代孕，而委托人只能是结婚至少5年的印度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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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一个秘密。“等他长大以后，我只会告诉他是在美国出生的。”万全说，代孕的事只有夫妻俩及双方父母知情，他们7岁的女儿还蒙在鼓里。而在几个月里，万全的妻子一直用垫子使肚子隆起，对外说自己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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